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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所未妥,然其忠心为国,先帝亦尝赞叹之也,朕不之疑。”
崔琰拱手道:“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。
乃为国事,为陛下耳。
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,岂不忠欤?而放太甲桐宫;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,岂不忠欤?乃废昌邑未央。
且宣帝初立,以光陪乘,常感芒刺在背。
今陛下见是令公,独无此憾耶?”
曹髦闻言,不禁沉吟不语,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:“古来贤君处上,群臣各安其职,国乃泰和;君若怠政,臣必各执一辞,党同伐异,社稷陵替。
齐桓用管仲而霸,然仲止亚卿尔,高、国世臣,不能侔桓公;晋文统群贤而治,至晋襄乃命六卿,彼此倾轧,晋因是衰。
君如干也,干壮而枝叶繁茂,历秋冬而可不死;若强枝弱干,必败无疑……”
倘若是勋在此,当场就会啐将过去——你丫是真不懂史,所以跟这儿胡沁哪,还是成心歪曲事实?哦,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,自然国家安泰,一旦颠倒,国家必亡?那伊尹辅殷、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?即以齐桓事论,管仲名为亚卿,其实相也,上卿高、国能压制得住他吗?再说晋事,公室衰颓、卿大夫掌控国柄,在当时本为常态,乃分封之过,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?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,也并非扯谎,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,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,蒙是勋蒙不了,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。
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,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,才能够稳定国家,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。
崔季珪以史为证,一步步说到了汉初:“汉之肇建,萧、张、曹、周等功臣得力大焉,乃不得不与之共治。
逮之汉武,初设内朝,外制丞相,以大君权,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,汉之盛焉,莫之可比。
后世因之,乃有昭宣之治、明章之盛。
今吾魏初立,亦以显爵、高位、实权以酬功臣,然不可为万世法也,陛下当渐收权柄,以期永年……,!
“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,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,混乱社稷以媚功臣,臣窃以为不可。
人心无可测也,君子但见所行,不妄度人心,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,然其所行实有亏也,乃斗胆以谏陛下。
若使外朝势盛,则汉惠受制诸吕,汉文委政周、陈,汉武恚怒窦、田,其事或当见于吾魏,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,成辉宏大志,为万世所尊慕者,难矣哉!”
传统的儒家士大夫,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,贤臣实理国家,其实所谓的“虚君”
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。
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,故此代代相传,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,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。
若是君权过大,一旦出个昏君,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——出暴君更惨,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。
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。
只要机构稳定,运转正常,自然能够涤浊扬清,把贤人拱上高位,如此国家便可安泰。
当然啦。
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,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,而是请君主仲裁,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,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“虚君”
那一套。
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“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”
,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,故而新定制度,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,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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