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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初二年的春季姗姗来迟,但谁都没有想到,一场恐怖的瘟疫瞬间席卷中原地区,尤其是司隶校尉部和豫、庐、荆三州,官民人等,成千上万地感染了疫病,死亡枕藉——史称“丁酉大疫”
。
其实也不能说谁都没有想到,起码是勋对这场瘟疫是一直有所心理准备的,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,这场大瘟疫同时酿成了建安文学接近毁灭性的大灾难,所谓“建安七子”
,除孔融、阮瑀早已去世外,其余五个——王粲、应玚、陈琳、刘桢、徐干——均因疾疫而死。
可是他没有想到,并不仅仅这些文人墨客如同原本历史上一般,在本年陆续病逝,还另有两位故友,史书并未明确记载,竟然也因染疫而殁。
一个就是鲁肃鲁子敬,死在了彭蠡的长江水师都督任上;还有一个是司马朗司马伯达,死在度部尚书任上。
消息传来,是勋悲恸难禁——司马朗也就罢了,他与鲁肃、王粲都相交甚久、性情投契,虽然已经做好了他们按照原本历史发展,这一两年就要挂的心理准备,真等接到噩耗,怀想往日的交情,仍然忍不住哭倒在地。
尤其他在很多年前,便已然用前世贫瘠的医学知识点拨过张仲景,教以瘟疫成因,以及防治之法了,其后也多次在自己的着述中尝试传播后世的卫生知识,本以为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瘟疫流行,逆转天命、人寿的,谁想仍然无法变更结果……“此殆天意耶?天意竟不可违耶?!”
伤心之下,不禁又从天意联想到了人事。
他苦心经营,为曹操构造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官僚体系,想要限制君权,尝试扭转“一治一乱”
的宿命,可结果曹髦在崔琰的怂恿下,仅仅玩了一个小花样,就将外朝之权削弱。
内廷涅盘重生。
固然是勋在祭陵已毕,返京以后,用桓范之谋,逐步地将这些被剥夺的权柄重新收归外朝。
假以时日,又可达成新的均衡态势,但他也不禁苦闷地想道:曹髦尚未亲政,已有这般能量,一旦亲政之后。
哪怕只有中人之资,亦恐难制也。
想要政归内廷,还不是小皇帝一句话的事儿?身为人臣,对方随便出一招,自己就被迫要殚精竭虑地应对。
君权自汉武用儒术后即逐渐神化,长时间抑压于臣权之上——即便傀儡君主,也多由外戚或阉宦代行其权,广义的君权始终不堕——这是时代的局限性,难道自己就真的无可扭转吗?一切阻碍时代前进的渣滓,都终将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;一切超越时代的思想。
都终将被历史的大潮所淹没……难道自己终究不过是个王莽一般的空想家吗?那自己从前诸般努力,究竟又是为的何来?还不如激流勇退,返回老家去当寓公算了,以自己国戚的身份、功臣的劳绩、大儒的名望,即便交卸权柄,只要不故意作死,应该也可安得善终吧。
曹髦、崔琰若真想把自己往死里整,那就是与整个外戚集团、功臣集团、官僚集团为敌,换言之,将被孤立于整个统治阶级之外——除非那俩疯了。
否则不会行此下策;除非那俩是天纵奇才甚至天生圣人,否则即有此心,亦无此能也。
我干嘛还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这座官僚大厦,不使稍有倾斜呢?就理论上而言。
天下已然一统,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司马氏“八王之乱”
,就算“五胡乱华”
终究无可避免,时间也会大大延后吧。
百年之后事,与我何干?而就算相干,也不是靠我个人的力量便可彻底阻止的呀。
诸般纷扰。
日夕袭来,是勋的精神状态直堕谷底,一连数日都阴沉着脸,并且寡言少语。
在中书办公的时候,小吏稍有迟延或者过错,便易遭他怒目相视——以是勋如今的身份、地位,也不必要开口骂人,但只怒目而向,对方自然遍身觳觫,差一点儿就要屁滚尿流了。
倒是新任右仆射刘廙挺会做人,每当有小吏哭丧着脸从是勋面前退下,刘恭嗣若见到了,都会上去安慰一句:“令公亲近者适故,乃致言行失常。
汝等勿怨,但勤劳本事即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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