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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髦说:“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,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;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,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?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,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,改授圣贤,也算得上是知人了。
《经》上说:知人者为圣哲,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。
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,试用长达九年,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,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?”
庾峻回答:“臣下我读经卷认为,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。
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、共工、兜、三苗等四凶的失误。
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、蔡叔等叛臣,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。”
曹髦说:“尧任用鲧治水,九年没有取得成效,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,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。
至于仲尼失误,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,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说到周公和管、蔡之间的复杂关系,本来在《尚书》中都有记载,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!”
庾峻说:“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,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。”
接着,曹髦和群儒探讨起《尚书》所言“有鲧在下曰虞舜”
一句话的意思。
曹髦问:“在尧做首领的时代,天下洪水泛滥,又有四凶在朝为虐,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。
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,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,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”
庾峻回答:“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,想禅让自己的帝位。
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。
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,于是他们举荐了舜。
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,主要原因还在于尧,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!”
曹髦说:“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,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,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,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?”
庾峻摇摇头:“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。”
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《礼记》。
他问:“《礼记》上说‘太上立德,其次务施报’。
同样是治理天下,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?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、施而不报呢?”
博士马照回答说:“所谓太上立德,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,治理天下;所谓其次报施,是指后来的尧、舜、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。”
曹髦又问:“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,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,还是时代使然?”
马照肯定地回答:“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。
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,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。”
这一年的五月,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,于是六月初一,改年号为甘露。
八月二十六日,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,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,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。
二十九日,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。
九月,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。
十月,封司空郑冲为司徒、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。
甘露二年(257年)五月一日,曹髦来到国学馆,命群臣赋诗。
侍中和荄、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,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。
曹髦说:“我是不太聪明的人,却比较爱好风雅,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,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。
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,说得不着边际。
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,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,弄明经典的意旨,这样我才会高兴。”
[45]五月五日,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,讨伐司马昭,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,于次年镇压,斩杀诸葛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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