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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事真使甄鸿儒恼怒成羞,心想:“尔吴昊天论资排队,按九品十八级来算,就你清安府而言,也只能从五品,属于地方官吏;而俺乃正四品,属于中央直属派驻机构。
按大清礼仪,下级见到上级,必须跪拜请安。
否则,上级有权判汝藐视皇权的失仪之大不敬罪,上诉老佛爷,要有降职之忧患,何况俺大尔二级!
岂有此理。
汝这贼人,拉大旗作虎皮,狗嘴里吐不出象牙,没大没小,不识礼数的东西,太放肆了!”
心中冒出很大的邪火。
但又有些顾忌,因为借驻贵地,强龙斗不过地头蛇。
关键他有上方宝剑,以天子之诏,在传圣谕,对他不敬就是对皇上不从。
一但吴昊天借此上奏,弹劾于俺,不服皇令,抗旨不遵,那是要有杀头之罪。
面对强势,人在矮檐下,怎敢不低头。
与此小人一般见识,逞一时之勇,落后顾之忧,实乃有失身份,有辱国体,不足取,还是做个太平官为好。
何况修缮城墙,巩固城防,漕运总督府也在其城池内,也是利已之举。
有人担当,利益共享,自己不去担责,落个清闲官,何乐而不为。
想想捻匪过境,胜似洪潮,衙破家毁人亡,独子又被惊吓成精神错乱,癔症至今还未痊愈。
国仇家恨,与之争权夺利,实乃小巫见大巫,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甄鸿儒在权衡利弊中,作出了艰难抉择,那就是一切从流,不理政事,做个隐士官,以不变应万变。
于是责成师爷,以受命于天子之诏,复函曰:“清安府知事: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,内忧外患者,国破家亡,作为臣子,理应忠于职守,以死报国。
漕运乃系国家命脉,物流中枢,南船北马,保障皇都生产生活物资和战略战事供应,事关国计民生,事关大清危亡,不敢有任何懈怠和闪失。
今战事连年不断,吾大清威武之师八旗子弟正与乌合之众贼寇鏖战于江西,浴血奋战已是多日,久攻不下,后勤辎重匮乏,急需补充。
国家战备后勤保障,全系于水运。
故而吾漕运担当国之重任,一切以国事为重,目前正全力以赴服从军机大臣调遣,望知事明察。
孰轻孰重,俱如实上报。
候旨觐见!
大清国漕运总督府,光绪年月日。”
甄鸿儒不愧是进士及第,满腹经纶,动笔涂鸦几句,就把皮球踢了回去。
因为国事大,还是地方事大的问题,一目了然,当然是国事大了。
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,吴昊天与甄鸿儒相比,还是缺少底气,稳重不足,急躁有余。
能投机营巧,但缺少神机妙算,只是匹夫之勇,难成大事,难堪大任。
也难说吴昊天是捐贡得来的官,不是科班出身,自然不是文化人,有着粗鲁加笨拙,却又摆弄风月。
行事自然没有甄鸿儒那么沉稳矜持,世故圆滑老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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