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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7章 慕钱沪剧团在亚蒙大戏院演出高明的长篇连台本琵琶记（第6页）

他思念父母妻子，托人往家乡捎信，不料捎信的人却是骗子，信没有捎出去。

中秋之夜，与牛氏在花园中赏月，月色皎洁，牛氏心情畅快，伯喈见月伤心，思念家人。

牛氏窥探到伯喈的心事，于是劝牛丞相同意自己和伯喈回陈留探亲。

牛丞相考虑再三，决定到陈留接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。

赵五娘只身到京城，适逢弥陀寺做佛会，便去追荐公婆。

在寺门前她展挂公婆遗像卖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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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伯喈也前来佛寺祈祷父母来京一路平安。

伯喈随从因五娘卖唱碍事，赶走五娘，伯喈将父母遗像带回府。

五娘寻遗像到牛府，与牛小姐相遇，二人相惜，各诉衷肠，说出原委，才知道“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”

。

在牛小姐的安排下，五娘与伯喈相见，彼此细说别后的情况，伯喈痛感“文章误我，我误爹娘；文章误我，我误妻房”

。

牛丞相也回心转意，同意伯喈偕牛氏、五娘回陈留守墓。

张广才也知道伯喈事出无奈，原谅了他。

全剧结尾是：牛丞相奉诏书到陈留，旌表蔡氏一门。

《琵琶记》所叙述的有关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，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科举制度规定，不论门第出身，只要考试中式，即可为官。

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。

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

，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。

书生初入仕途，需要寻找靠山，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。

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。

而当书生攀上高枝，抛弃糟糠之妻时，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，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。

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，不惜口诛笔伐，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。

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，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，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，肩负着社会的责任。

地位和行为的反差，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。

到了元代，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书生的处境，从天上跌到地下。

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余年，终元之世，考试制度时兴时辍。

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，社会地位急遽下降，以至出现“九儒十丐”

的说法。

与此相联系，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，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。

地位低下的书生，反成了同情的对象。

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，或是平庸怯懦，或是迂阔拘谨，尽管多半缺乏光彩，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。

到元代后期，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，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