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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史记载,在“迁海”
过程中,“老弱转死沟壑,少壮流离四方”
。
商人无法买卖,渔民无法出海营生,大批居民流离失所。
“迁海”
造成“地方凋零”
、“四乡无墟市”
的悲惨情景,严重妨碍了廉州沿海经济的发展。
康熙三年(1664年)五月,清廷又称“时以迁居窃出鱼盐,恐其仍通海舶”
,下令再次内迁30里,又上演一轮家破人亡的拆迁悲剧,钦廉沿海居民首当其冲。
接着,殃及到涠洲、斜阳等海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。
岛上百姓顿失生计,不得放弃家园内迁,或远逃海外谋生。
康熙十一年(1672年),廉州府人口下降为“男妇共三万零四百九十七人”
,其中,合浦县男丁只剩下3076人,妇女为5468人,人口生产力遭到极大损害。
此时的防城县亦在复苏中,此期间一些壮瑶从山林落地耕种,补充了一些人口,但依然经济困苦。
清统治者不许商船私往南洋贸易,凡偷往外洋,“令解回正法”
。
对早已出洋的商贾,“俱不准回籍”
。
严厉的“洋禁”
令,只换回部分海外流民。
更多的商贾、渔民被迫选择了用脚投票,无奈地飘零海外,如同一部海洋版的“逼上梁山”
。
雍正六年(1728年),清廷又重申洋禁,先后颁布了禁止五谷、金银铜铁出洋的种种禁令。
当时限制海船载大米不超过5石,船桨不超过两支,只准带腰刀、弓之类的武器,而对火炮、鸟枪、火药严加限制,并发牌照规定航海范围和天数。
这些规定,特别是武器的限制,给西方海盗和安南海寇提供洗劫商船的方便。
“闭关锁国”
的海禁政策,虽处于防“寇”
、防“盗”
,实含有拒绝“通夷”
的意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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