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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府,近郊。
北宋,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年)。
一个青年人骑着高头大马,徐徐走在官道上。
青年面颊清癯,虽因赶路略显疲惫,眼睛却是炯炯有神,内穿墨蓝直裰,外面披了白色氅衣,头上则包着纶巾,浑身上下散发着超然物外的豁达。
离青年不远,还有一个骑马少年,似是书童,马背驮着行囊,跟在青年身后缓缓而行。
“高俅,快来看,咱们回来汴京了。”
青年“吁”
了一声,勒住缰绳。
那叫高俅的少年书童急忙用双腿夹了夹马腹,来到青年身边。
“先生,一转眼,您去杭州任通判已满三载,此番回京述职,想必官家定会将您留京任用。”
被少年书童称为先生的,正是名动天下的三苏之一,苏轼。
此时,苏轼还没有被贬黄州,六年后(1080年)他才会开始自称“东坡居士”
。
而眼下这位尚不起眼的小书童,乃是历史上因善蹴鞠获宠于宋徽宗赵佶的高太尉,也因为是《水浒传》中的主要反派人物而广为人知。
不过,此时的高俅,为人乖巧,擅长抄抄写写,还是苏轼的小史(小秘书一类的角色)。
高俅原本是东京开封府的破落户,因事遭发配,后逢大赦回到东京,机缘巧合下,进入苏轼府邸,后来被苏轼举荐给驸马都尉王诜,通过王诜得以结识端王赵佶,从此依附端王,平步青云。
熙宁七年春,天大旱,久不雨。
苏轼在杭州治旱,开沟渠,筑堤坝,引西湖水灌溉农田,成绩斐然,又开仓放粮,救了不少灾民。
此番杭州通判任满,苏轼是来回京述职的。
听到高俅说官家会留他在京,苏轼苦笑着摇头,内心并未升起多少波澜。
自熙宁二年,王安石开展变法以来,朝廷上下迅速形成新旧两党。
苏轼是既不赞成旧党因循守旧、裹足不前,也不赞成新党贪功冒进、急于求成。
结果就是,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,都没有苏轼容身之处。
苏轼也乐得不朋不党,自成一派。
他不是没有向官家陈述过自己的主张。
相反,苏轼先后作《上皇帝书》、《再上皇帝书》,表达对新法的反对。
苏轼的主张,更倾向于徐徐浸润,而非大刀阔斧。
在苏轼看来,国家如久病体弱之人,只能逐步调理,决不可施以悍药毒石。
显然,他的这番论调,两边都不讨好。
旧党要不变,新党要速变,而苏轼的渐变被夹在中间,这让很多人都认为苏轼想当墙头草,没有定心。
君子无定心,与草芥何异?北宋官家赵顼,彼时刚亲政,正是年轻气盛之际。
苏轼徐徐图之的思想,自然无法满足皇帝中兴大宋的迫切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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