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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林匹克体育馆实际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失物招领处,那不过是衣帽间的一个角落,无人打理,各个办公室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落满灰尘的雨伞、手套和茶杯扔到那里去,每年圣诞假期前再清理掉。
现在还没到夏天,离上一次清扫只过去了几个月,但已经堆积了可观的杂物,雨伞仿佛是固定展示品,任何时候至少有两把。
还有名片盒、表链、打火机和橡胶靴子,出于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,还有一个沙丁鱼罐头。
借书卡留在罐头上,十分不起眼。
整整两个星期,没有人留意到这张硬纸卡片。
清洁工报告给安德烈,只有三个人去翻过那堆杂物,都是为了借雨伞,春末的雨既频繁又突然。
如果计算“能看到借书卡”
的人,那清洁工就数不过来了,衣帽间每天任何时段都有人进出,放下外套,拿走外套,放下防水靴,下班再拿走,太多了,这栋建筑物里每一个人在五个工作日里都至少进去过一次。
这条线索断在这里。
换作今天,早就要交给反间部门处理,但借书卡的事会暴露莱纳,只能隐瞒起来,用美国人的话来说,“屁股牢牢坐在上面”
。
这是第一件事。
第二件事发生在更远一些的地方,黎巴嫩。
一位生性浪荡的米尔斯先生,吃过一顿有很多羊肉的丰盛午餐之后,决定去水烟馆。
这和安德烈有什么关系?表面上没有。
安德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。
米尔斯先生是一位联络官,负责“协调和促进”
当地英国情报部门和法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。
心不在焉、热衷于床笫之事的米尔斯先生,是英国政界裙带关系的最佳代表,他的父亲有个镀金的头衔,是上议院议员,军情六处看了一眼推荐信,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树,就给了他一个职位,既然他会法语和一点阿拉伯语,正好送到贝鲁特去。
坐办公室的人从剑桥间谍圈的惨痛经历里学会了什么?什么都没学会。
米尔斯先生抽了一小会水烟,动身到二楼去找姑娘们。
这家烟馆经营的可不仅仅是阿拉伯式水烟,你看。
他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,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下午,回家去了。
过了两天,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出现在他那间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,里面当然是那个销魂下午的照片,从角度看来,照相机安装在镜子后面。
写信人友善地提醒米尔斯先生,如果他想取回底片,那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再到水烟馆去一趟。
非常直接的勒索,以有效闻名。
米尔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,更不敢向父亲求助,只能按照要求做。
克格勃手里握着底片,把米尔斯所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榨了出来,就像拧干一块肥胖的海绵。
米尔斯所知道的驻贝鲁特外勤,克格勃也知道了。
他还模糊地提到了,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“某种新的信息来源”
,但他不知道是什么。
但是这个信息来源肯定是纯金打造的,从那里来的线报只准接收,不准问具体来源和获取方法,这就是为什么表现平平的贝鲁特情报站最近忽然活跃了起来。
所以,其实是第二件事触发了第一件事,然后导致了第三件事。
克格勃把“某种新的信息来源”
这个信息转告柏林,同时也诚实告知,这是一个西方情报人员受压下提供的线报,不排除他是为了脱身而随口编造的。
无论如何,“赫尔曼先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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