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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中旬来的,县二中,高一一班,无悲无喜的我,静静的等待开学,当然了,该做的活是要做的。
1983年,应该算我人生的第二个分水岭,我觉得第一个分水岭是1977年到1978年在田家庄的将近两年的时光,这两年对我人生的影响深远,而且时不时的在内心泛起涟漪。
(这是后话。
)
大堂哥六月的时候就毕业了,作为团支书的他,作为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,好多单位老师是先给他选的,他的班主任推荐他选津市的一个商业学校,做会计,能去津市,对于小小县城小小商业学校的他来说,机会万分难得。
那个年代,读大学是带着户口走的,也就是农业户口可以随着读书改变性质,变成非农户口,不用种地就有粮食吃;而堂哥不仅仅是把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,还能从冀北的一个小县城迁到津市,更是难能可贵。
他高高兴兴的回了家,二堂哥那个时候还在一中读书,还没到暑假时间,堂姐也在单位,家里只有三大娘和大堂哥两个人。
三大娘一听说大堂哥要去津市,第一反应:儿子走了,自己怎么办?于是她表示坚决反对,还跟大堂哥说将来她就是死,也要死在老家,哪里都不会去。
大堂哥本心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津市的,他不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、茫然无措的面对着父亲病死的懵懂少年了,虽年龄还不大,但是也有积极向上的心思的。
于是他到我家找了我父亲、叫了我二叔,甚至把他亲大伯也叫过来一起,都来给大娘做思想工作,三大娘就是不同意,并扬言如果他们这些人再劝说,她现在就死在家里,他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。
一时间,两个人都怼到了死胡同,学校那边催的还急,大堂哥没办法只能哭着拒绝老师,说留在县城吧。
那个老师真的是关心大堂哥,他给堂哥出主意:“你先去报到、上班,难道你妈还真能寻死觅活的?”
可是,大堂哥不敢赌,而三大娘也知道大堂哥的孝顺。
于是大堂哥留在了县城,那个老师把堂哥安排到了县委,也是全校唯一的一个机会。
三大娘后来跟人说:我不让去就是不去,你看这不挺好的吗?
众人摇头无言,虽然在县城上班也不错,但是津市啊,大城市啊,跟北京比,也不差啥啊。
大堂哥开始在县委上班,平时在宿舍居住;堂姐住在粮食局宿舍,二堂哥在一中的学生宿舍,读高二。
今年,刚好开始实行高中两年调到三年的政策,邹树平和邹亮,他们这个年级,本来不能参加高考的;因为刚好高二;可是如果不参加,这一年一中就没有毕业生也没有高考生,学校哪里会甘心?
于是学校研究、分析,这几个班的学生,是从初一就在一中读书的,基础扎实,平时成绩就不错,因此老师动员学生主动报名参加高考。
五月的高考预选,他们四个班居然全部通过考试,一时间在县城传为佳话。
等七月考试结束估分的时候,四个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本科线上,甚至百分之五十的人估分在重点线上。
这下子,一中这次高考的成绩,风头无两,更多的人对一中趋之若鹜,村里的人了解情况的,对我则更深深的表示“惋惜”
。
不过邹树平对我说,“去读高中吧,你家也不缺钱,小中专是没啥意思的;二中也行,不用担心,等我去北京读书了,给你邮寄北京的复习资料,你考大学是没问题的,再说了,还有你堂哥呢,回头让你堂哥给你找点他的复习资料。”
我点头同意,内心则毫无波澜,三年,好久远!
现在想想,我,本人,真的是一个呆瓜,傻瓜,笨蛋。
八月底,邹树平真的考上了北京的大学,不过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,而是另外一个重点大学,听说专业是关于航天的。
邹亮考上了哈尔滨一个大学,他们俩的录取通知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,起因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俩人是谁,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,当然了,我们附近的人是知道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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